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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谭平山的恩怨纠结

日期:2012-5-17 21:43:06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杨飞 浏览次  【字体:

  陈独秀与谭平山于北京大学相识,其后在五四运动中并肩战斗,接着联袂发起成立中共早期组织,国民大革命中两人更是堪称生死与共;谭平山在1927年11月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不适当地开除党籍后,陈独秀亦因托派问题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及至最后,笃信“世无朋友更凄凉”的陈独秀还与谭平山反目,两人至死再没来往,又于历史长河中留下千古遗憾。

  相识相知于北大

  1917年1月15日,北京大学第3号《布告》“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贴出,陈独秀在蔡元培力荐下以“品学兼优”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执掌北大文科后,陈独秀利用校长蔡元培赋予的北大文科有关人事和行政权,延聘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学者到北大任教,鼓励和支持文科师生成立各种进步学术文化团体和出版相应的书刊。在其不懈努力下,北大一改腐朽不堪的校风,成为活泼、民主、自由的校园新天地。

  在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时,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独秀与文科哲学系青年学生谭平山相识。以此为开端,陈谭两人相知相交多年。

  谭平山乳名彦祥,曾用名谭鸣谦、谭聘三,1886年9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高明县明城镇新元坊。据记载,谭平山父亲谭超凡为一贫寒的缝纫匠,他早年曾当过伙计,做过货郎,甚至还走村串巷摆卖过绒线。后来,谭超凡在跟妻子商量后,拿出数十年艰辛劳动攒下的微薄积蓄,在明城南街开设“和生”小布店,“除了卖些绒线外,也代人裁缝衣服”,以此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谭母李氏同样出身寒门,她常常在完成繁重的家务之余,还要在家中“为人缝补衣服”,以贴补家用。

  谭超凡共育有五个子女,谭平山排行第二,其上有兄谭干祥,下有三妹谭喜、四妹谭竹山、五弟谭君牧。谭平山幼时正值封建社会末期,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为了偿还帝国主义以条约强行索要的巨额赔款,大幅度增加各项税赋,农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谭家家境贫寒,子女众多,生活更是清苦。

  随着谭平山的一天天长大,出身卑微、一生备受欺压剥削的谭父见其聪慧过人,连叹上天有眼,遂将改变家庭下层社会地位、实现光宗耀祖的期望,皆寄予谭平山身上。谭超凡咬咬牙,硬是从捉襟见肘的家庭开支中挤出一些钱来,将谭平山送入高明县的最高学府--东洲书院学习。懂事的谭平山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格外用功,加上他天资聪颖,在东洲书院六年多的学习生涯中一直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器重,一度被同学誉为“神童”。

  1904年夏天,谭平山于东洲书院学成毕业,随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肇罗中学。但不幸的是,两年后,就在谭平山即将于广肇罗中学毕业之际,其父母相继离世,这对于谭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谭平山也一度面临辍学的困境。所幸兄长谭干祥在父亲“守成创业,振发家声”嘱托下,“紧衣缩食,四出借贷”,谭平山才勉强得以维持学业。此后,谭平山发奋学习,并于1908年考进广东省高等学府--两广优级师范。在该校学习期间,他曾加入同盟会,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反清宣传活动。稍后,谭平山从两广优级师范毕业,历任雷州中学教员、广东省临时议会议员、雷州中学校长等职,1917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于文科哲学系,从而掀开其人生的新篇章。

  此时,在陈独秀支持下,北京大学文科在校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于1918年1月19日发起成立了新的学术组织。思想进步的谭平山得知后,即与俞平伯、张崧年等14人于这年秋加入其中。随后,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影响下,该组织又创办《新潮》杂志。谭平山以其为战斗阵地,先后发表《哲学对于科学宗教之关系论》、《共产党宣言十大要纲》等文,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渐为陈独秀所注目。

  随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独秀与谭平山相识了。

  见到陈独秀时,谭平山一阵兴奋。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都让谭平山深为叹服。而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谭平山,也给同为“选学妖孽”、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两人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交谈时事,研讨对策。

  稍后,在陈独秀的鼓励和支持下,谭平山于《新潮》上发表著名的《“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观》文章,指出:“即使社会主义侵润全国人心,社会党员布满海内,亦已如机械体之附入安全瓣,而无意外危险之虞,且将发挥其真意义消却其危险性,而贻世界从良好之模范也。若是者,非为某阶级讲利益之事,乃为世界谋和平,国家策长久,社会图安宁之事。质辞言之,乃为吾人自求多福之事也,愿我国国民,其毋忽诸。”当时《新潮》已是五四前后国内仅次于《新青年》而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刊物,谭文作为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之一,针对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一时间影响颇大。

  就这样,陈独秀与谭平山在生活上和工作中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情谊,这为其后他们共同领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携手建立中共早期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并肩战斗于五四运动中

  1919年5月4日,对于在封闭中沉睡千年而陷入停滞的中华大地,是一个长夜破晓的时刻:该日下午1时许,北京数所学校3000余名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他们高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稍后,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镇压,逮捕学生代表30余人。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运动,倏然爆发。

  在五四运动前夜,陈独秀曾连夜执笔,写出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并在五四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予以刊发。陈独秀在文中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吹响了“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冲锋号。

  受陈独秀影响,谭平山先是参加了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学生大会,会议决定在5月4日齐集天安门开大会。会后,“谭平山和同学们手执‘拒绝和约’、‘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等标语小旗,与北京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约3000人举行了示威游行”。稍后,谭平山又参加了“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最后,谭平山还被北京反动军警逮捕,关入监狱。

  闻听谭平山等进步学生被捕,陈独秀气愤不已,他随即与蔡元培等人四处奔波,最终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谭平山出狱后到处宣传在被关押期间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北京各届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关心,并感慨万分地说:“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正义的事业也一定会有群众的支持。”与此同时,针对北洋政府镇压谭平山等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并只承诺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又历数政府从“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三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18日,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层中,以及有些人把民族的斗争视为山东一省的问题等错误认识,陈独秀发表了《敬告中国国民》一文,号召全民起来奋斗。谭平山对此极为支持。

  此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的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及时发出战斗檄文,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他甚至还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鲜明而有力的战斗口号,鼓舞了谭平山等一大批进步学生。鉴于反动当局曾有逮捕谭平山等进步学生的卑劣行径,陈独秀还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磨难的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11日晚10时,为推动运动的进一步深入,陈独秀不顾危险,亲自到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不料,正当他在新世界娱乐场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时,被北洋军阀政府的便衣警察当场逮捕,押往外右五区警署。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他的住宅,破门而入,当即搜去信札多件。陈独秀被捕一事随后被报纸披露,引发轩然大波。各界纷纷谴责政府破坏舆论自由,摧残近代思潮,要求尽快释放陈独秀。

  忽闻陈独秀被捕,谭平山大吃一惊。他随即四处活动,为营救陈独秀而竭尽心力。在谭平山等人的努力下,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请予保释陈独秀。与此同时,16日至20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亦联络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高校著名教授学者70余人签名请保陈独秀;6月25日,安徽同乡会、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云相继致电京师警察厅请尽快释放陈独秀。

  面对声势浩大的保陈风潮,京师警察厅不得不做出“念陈独秀尚系学子,应予从宽,准以保释,但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预戒”的裁决。于是,1919年9月17日,在谭平山等一大批陈独秀的同志及朋友营救下,经受了83天牢狱之灾的陈独秀得以保释出狱。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陈独秀不仅从精神上号召人们为真理而战斗,为五四运动的深入进行提出战斗纲领、口号,还身先士卒,冲到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处处显现出共产主义者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精神。为陈独秀此精神所折服的谭平山,亦从此坚定了追随陈独秀闹革命的雄心壮志,他在此精神影响下,于《新潮》发表《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文章,指出:“今日的劳动阶级要求解放,非把资本的托辣斯昔日所掠夺的,所盘踞的,所霸占的,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一切人间生活的领域,尽行解除之摆脱之不可。换句话:现代的民治主义,不是单独向政治领域上,和这般资本家争些地位,和争些势利便罢。一定要抱着个去恶务尽万死不顾的大决心,冲入社会上产业上,而要求人间精神的满足。”

  就这样,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激发了陈独秀与谭平山两人火热的爱国热情。为传播新思想,在陈独秀创办之《新青年》杂志鼓舞下,谭平山还和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政衡》小报,明确提出“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随后,谭平山又于《政衡》上陆续发表《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我之改造农村之主张》等理论文章,逐步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化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受到陈独秀的赞扬。

  协力建党,推动大革命运动

  1920年夏,谭平山从北京大学学成毕业,回到广州,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遵照陈独秀的嘱咐,在广州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建立广东早期中共组织打下基础。稍后,谭平山又在陈独秀支持下,同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联手创办了《广东群报》。

  《广东群报》以宣传新文化和社会主义为己任,着力指导广州地区的工人运动,蔡元培、陈独秀、陈公博、谭植棠、谭天度(谭夏声)、胡适等均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文章。后来,该报还作为第一份省级共产党机关报而永载史册。当时《广东群报》在全国有着巨大影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就曾称该报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在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

  年底,陈独秀应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亦来到广州,陈独秀接受聘请南来主要是为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科学与民主等新思潮,并寻机创建广东共产党组织。他一到广州,便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商讨建党问题。而广州此前已由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名为“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经过详细研究,认为无政府主义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遂由陈独秀率领,在《广东群报》上开展了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谭平山在陈独秀支持下,经常深入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理发工会的工人中,批判无政府主义各种谬论,鼓动工人加强团结,共同战斗,推翻旧世界,建立革命政权。征得陈独秀同意,他于《新青年》(此时《新青年》已迁到广州)杂志第九卷第四号上开辟《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公开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想。

  1921年1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经过谭平山等人的共同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共产党广东支部正式成立,首任书记由陈独秀担任,后由谭平山接任。此后,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人便以广东为阵地,积极向广大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壮大革命队伍。据记载,当时陈独秀由于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事务繁忙,由才学兼备的谭平山,先后领导建立了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注音字母教导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语学校,并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等。谭平山利用这些机构,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对广大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使得革命队伍不断壮大。

  在陈独秀、谭平山等一些仁人志士的艰辛努力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条件已渐趋成熟。1921年7月23日,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等地的10余位代表于上海秘密召开会议,共襄成立中国共产党之盛举。经过数天的激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并推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贯彻党的一大提出的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即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于中国产业中心--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该机关在全国设立了四个分部,谭平山在陈独秀提议下出任南方分部主任。据记载,此时的谭平山特别注重工人运动及组建工会,“他回到广东后半年,仅在广州就成立了32个工会”。为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谭平山还用广州方言写了《今日工人团体应有口既责任》。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还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建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其领导下,广东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多次受到陈独秀的夸赞。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以谭平山任书记的广东党组织为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在这次会议上,谭平山当选为中央局委员。

  三大后,国共两党开始实现第一次合作,广州遂成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此后,谭平山曾作为共产党人代表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和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农政部长等要职。陈潭两人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齐心协力,并肩作战,为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和工农运动的不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记载,此时的谭平山“能力较强、工作出色,在广州乃至全国影响极大”,党内甚至一度出现“南谭北李中间陈”的说法。以至于到了1947年秋,谭平山抵香港后开展华南民主运动时,《星岛晚报》撰《民主“美髯公”谭平山》文,回顾他20多年前在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还再次提出“南谭(广州谭平山)、北李(北京李大钊)、中间陈(上海陈独秀)”的说法,足见谭平山影响之大。

  然而,在这段日子里,由于种种客观因素,陈独秀与谭平山两人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当时,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共产国际指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要千方百计地拉住国民党“左派”,拉住汪精卫、唐生智,甚至不惜牺牲农民运动来维护统一战线,常常使得谭平山处境尴尬,因为,“身为农政部部长的他不但不能领导农民运动继续深入,反而却要连发通告,通令纠正农民的‘过火’行为,并因此无端受到种种指责,常常无所适从”。

  1927年6月底,鉴于武汉国民党的叛变已经日益明显,“共产国际来电指责谭平山的就职演说,对他表示不信任”。于是,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国共合作11条决议,“其中要求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请假’,以减少‘政局的纠纷’。谭平山只有‘请假’离开农政部”。而“此时的谭平山似乎理不直,气不壮,灰溜溜地称‘因病请长假’,并又一次受到陈独秀批评”。两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自此出现一些瑕疵。

  令人扼腕的结局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陈独秀于“八七会议”上受到批判,从此走下中共中央领导岗位。谭平山则先是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稍后在起义队伍撤退的过程中受到不公正的处分,被迫与吴玉章离开部队,1927年11月更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开除党籍。

  被开除出党后,谭平山“像一条在大海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颠簸前行。“谭平山曾多次写报告,并请一些熟人口头上请求党组织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然而,他的这个愿望,始终得不到同情和谅解。谭平山无处申述,无法辩解,也无法参加党的任何工作”,心里异常苦闷。

  然而,谭平山为国为民的痴心始终未改,当他了解到不少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都云集上海之后,便决心以孙中山先生曾经用过的“中华革命党”的旗帜,将他们聚拢起来,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1930年春,谭平山和邓演达等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月在上海召集10个省区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们积极进行反蒋活动,特别是邓演达利用他以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威胁。

  而在此之前,陈独秀也由于种种原因与中共中央愈走愈远。在共产国际执委“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与“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指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数次劝告、警告无效后,最终于1929年11月15日做出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随即于12月15日同尹宽、彭述之等81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抨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攻击中共中央路线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稍后,他还与尹宽、彭述之等“陈独秀派”分子召开全体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自任总书记。1931年5月1日,陈独秀等人于上海召开中国托派组织大联合的“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后出任“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不久,陈独秀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入狱。

  陈独秀入狱不久,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此时仍活跃于政坛的谭平山虽然没有赴闽,但却积极支持福建政府的活动,推动李、蔡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福建政府失败后,谭平山退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仍坚持反蒋斗争。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号召各党派联合一致抗日。颠沛流离、四处奔波的谭平山积极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号召,抗战爆发后还不顾个人安危,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大名鼎鼎的谭平山突然在武汉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鉴于其原来的地位和影响,各派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拉拢他。甚至张国焘在获悉谭平山到武汉的消息后,亦千方百计想和谭平山见面,做开了“招降”这位昔日赫赫有名的中共领导人的黄粱美梦。然谭平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了,但党性犹在,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张国焘的“劝说”。

  恰在此时,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陈独秀被蒋介石释放,来到武汉。当他听到老友谭平山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约他见面。倏闻陈独秀讯息,谭平山亦格外兴奋。但两人分别的这段日子里,谭平山也曾听说过一些有关陈独秀参加托派的事情,到底见不见这位托派领袖,他有些犹豫。最后,经过慎重思考,谭平山觉得于情于理都该见一见这位老朋友,“毕竟,陈独秀有别于张国焘。而且,他们有过多年的战斗友谊,谭平山还深深地留恋过去的岁月”。但是,谭平山觉得他们“两人已经‘不在同一条船上’,遂事先申明见面后不谈政治”。

  就这样,在汉口的南京饭店,这两位昔日叱咤风云的中共重要领导人见面了。分别了十年之久的两人见面后有感于人世的沧桑,皆唏嘘不已。他们从各自的经历谈起,一直谈到遭遇,谈到生活,整整谈了两天。然而,到了第三天,“这两位政治家终于按捺不住,不知不觉地谈起了政治。陈独秀大谈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强烈不满,谭平山却不赞成陈独秀的看法,极力抨击托派的错误言论。两人越谈越僵,乃至于谭平山大骂托派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陈独秀执迷不悟,思想落后”。一向个性强烈、脾气火暴的陈独秀“面对这个与他一样被开除党籍的老部下竟然当面顶撞他而勃然大怒,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拍桌子怒斥谭平山。一贯以英雄自居的谭平山也不念昔日的交情,愤怒回斥。两人彻底闹翻了,久别重逢的兴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最后,他们不欢而散,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后来,陈独秀辗转来到四川江津,穷困潦倒。但倔强的他扼绝了蒋介石的资助,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据记载,晚年的陈独秀还“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只是不知陈独秀是否也曾为因自己失态而与谭平山发生争执导致两人关系破裂而后悔过,然此已无从考证。1942年5月26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四川江津鹤山坪溘然长逝,自此走完了其传奇的一生。

  而与陈独秀决裂后的谭平山则先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密切接触,后又于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登上了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亲眼看到毛泽东升起标志新中国诞生的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此后,谭平山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1954年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直至1956年4月2日因病于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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